苗语里“包”是一种长满刺的植物，夏秋开花、冬天结出赤色的果实，在贵州的山野里随处可见。阿包的人生，就像这株小小的植物，在很少的资源下打开。来自大山，阅历早婚、早育，被停学、被欺诈，拼了命也要托举自己的下一代读书。
文丨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
修改 丨胡杰
校正 丨李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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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4467字 阅览7分钟
57岁的阿包觉得，人的一辈子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几分天定的命数。而她的命，像是被荆棘环绕的藤蔓，从根上就扎进了痛苦。
8岁丧母后，阿包停学回家，在饥饿和忍受中挨过整个幼年；20岁还不知婚姻为何物，就被推入了大她18岁的男人家门，三年间生下两个女儿。
为了支撑起这个家，个头仅有一米五的她卖菜、倒煤渣、扫厕所，可命运并未因而宽待她——急于营生的她走进人才市场，却被人贩子拐骗，从贵州的山谷拐到了几千里之外的河北平原。
身无分文、大字不识，她凭着求生的天性，花了四个月的时刻，一路逃回贵州。满怀等待地奔回家，却发现老公现已把前妻接回，两个女儿衣冠楚楚，脸上沾满泥垢。
她咬紧牙关，咽下一切冤枉。后来，她在医院找到了安稳的作业，节衣缩食，把两个女儿供到了大学。可每逢日子要透出一丝亮光，命运便又挥下更重的拳头——哥哥与老公连续患病逝世，而她辛苦攒下的积储，又被电信欺诈洗劫一空……
直到50岁，她的日子才总算像一条弯曲的河流，流入陡峭的河道。她对着手机录音，一字一句叙述自己的故事，再一笔一画誊抄到笔记本上，终究，这些字句凝聚成了一本书——《阿包》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“否极泰来”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女性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碾压下，一向没有松开攥住期望的手，也从未让心底的好心被磨难消灭。
现在的阿包，写作成为了她的新作业。她的第二本书现已完稿，第三本正在创造中。跟着《阿包》出书后，她跟着出书社去了深圳、广州、北京，参与共享会，承受记者采访。
本年4月，她来到北京参与活动，这是她当年被拐后流亡到的当地。与之前不相同的是，那时的她战战兢兢地待在收留所，而这次，她吃了北京烤鸭、南门涮肉，逛了故宫，伴着鼓楼的鼓声起舞。
简直每场线下共享会，都有读者红着眼睛说，家里有老一辈跟阿包有着类似的阅历——她们来自大山，阅历早婚、早育，被停学、被欺诈，拼了命也要托举自己的下一代读书。
苗语里“包”是一种长满刺的植物，夏秋开花、冬天结出赤色的果实，在贵州的山野里随处可见。阿包的人生，就像这株小小的植物，在很少的资源下打开。她没有逆袭，也没有尘俗意义上“成功”的结局。她不完美，但满足鲜活。
以下是阿包的自述。
阿包。受访者供图
“再长的旅程，也能绕过那道弯”
我叫李玉春，苗族人，苗族姓名叫“包里给”。“包”是我的姓名，“里”是我爸爸的姓名，“给”是我爷爷的姓名，家乡人都叫我“阿包”。
我的老家在黔东南的雷山县固鲁村，家里四个兄弟姐妹，我排老三。8岁那年妈妈病逝，转年爷爷奶奶劝爸爸再娶个媳妇来照料咱们。后妈带着4个孩子来到我家，这下家里有8个孩子，一睁眼便是10张嘴要吃饭。
后妈把粮食锁起来管着，我常常饿着肚皮去干活，一到山上就开端想妈妈，总想着要是妈妈还在，我是不是就不必受这些苦了。
在我11岁那年，后妈说，女孩都禁绝去读书了。我把该干的家务干完，挑红薯藤、割草药、采茶叶，攒好了两块八毛钱的膏火，就这样坚持读完了二年级。可是爸妈却说：“家里很困难，钱要拿给家里用，不能再往校园花了。”
就这样，我停学了。在校园学的那几个字，渐渐地也都忘光了，只会写自己的姓名。
1973年，5岁的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张相片。（左起）哥哥、妈妈、姐姐，阿包、爸爸、舅舅。受访者供图
16岁时我就出去打工了。老乡给我介绍一个男人老赵，他比我大18岁，离过婚，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。那时分我20岁了，什么都不明白，连“嫁人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认为去他家便是“走亲戚”。
跟了老赵转年，大女儿就出生了。那时老赵有点重男轻女，觉得再生一个应该是男孩，成果又是个女儿。我只知道有孩子了就拼命地挣钱，让家里两个小孩读书长大。
我去人才市场找作业。有个女性说跟她去上海送趟东西能赚300块，我就和别的两个女性跟着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。那时分哪知道这是个圈套啊，我还傻呵呵地任由她把我身上的东西收走保管，下了车看到“河北省”才模糊感觉上圈套了。我荷包里一分钱也没有，只能听她的。
就这样我被卖到了一个家庭，我告知他们我是上圈套过来的。那家人得知我有两个孩子还结扎了，气得让我写信给贵州家里，打3500块钱，这是他们买我的价格。
信寄出去杳无音信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逃。近邻四十来岁的阿姨看我天天哭，悄然告知我道路。有一次去集市卖花生，我趁机逃了出来。好心人把我送到北京收留所，差人给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。
就这样，在离家4个月后，我回到了贵州。可还没进家门就看到两个孩子身上脏兮兮的，大女儿告知我，老赵把前妻接回了家。
那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，我拼了命，从被拐的当地回来，他却等不了我4个月。
20岁这一年，阿包嫁给了大她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。受访者供图
那英有一首歌《山不转水转》，最终一句歌词：再长的旅程，也能绕过那道弯。我想，人生道路绵长，自己想得开就总能走过去。
我把身份证和结婚证都揣在荷包里，要是离婚，就带两个女儿回贵阳租房打工。后来老赵让他前妻走了，我就持续跟他过。那时分是真恨他，可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完好的家，这口气我忍了。
孩子简直成为了我后半辈子的念想。让她们俩好好读书、长大成人是我仅有的方针。为了她们，我什么苦都能咽得下。
期望这些苦日子不再发生在孩子身上
我一向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太光荣。或许有人看了会怜惜我，也有人会觉得我是由于太笨才会过得这么难堪。直到书要出书前一个月，我才渐渐想开了。他人爱笑话就笑话吧，我假装看不见就好。
我这终身对写字最难忘的形象便是在北京和武汉的收留所里。他们叫我签字，我觉得我写得很欠好，因而忧虑他们不会送我回家。那个时分我真的很懊悔小时分没有争夺到读书的时机。后来我遇到的这些磨难，包含被拐卖和电信欺诈，也是由于没有文明导致的。
细心想来，最早冒出写书的想法，也是在我被拐卖逃回贵阳之后。我想告知两个女儿，妈妈那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。可是那时我不识字，想法仅仅一闪而过。
真实让我从头想这件事，是后来和潘哥在一同日子的时分。潘哥退休前是大学教授，40年前他和我表姐在一同，我给他们带过几年孩子。
2023年阿包和潘哥。受访者供图
2018年潘哥忽然联络我，他说自己腰椎间盘突出，彻底不能动弹，想让我去照料他。后来我得知，他这些年过得也很曲折，与表姐离婚后的下一段婚姻也不顺心。找到我的时分，他身体特别差，免疫力低下，连喘气都费力，乃至找了摄像师录了遗言。
那时分我的哥哥和老赵现已相继逝世了。哥哥是在2004年由于尿毒症走的，由于后期我和嫂子家里都没有一点能够给他做透析的钱了。我想把肾给他，可是手术的20万元更是天文数字。
哥哥走后8年，老赵查出来直肠癌晚期，现已转移到肝了。化疗的药10颗就要3000多元，可是仍是救不回来他。离世的时分，他身上皮包骨头了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大女儿和二女儿相继出嫁，我就只有一个人了。
我照料了潘哥一段时刻，他的身体渐渐好转，后来提出想和我一同日子。我犹疑了好久，最终仍是容许了。
他每天便是吃饭、训练、看书。有次我说，我的阅历要是写出来，说不定也能成一本书呢。之前他也听我讲过一些往事，说我曾经真是吃了太多苦。他鼓舞我把这些都写下来，争夺出书。
写书对我来说太难了，由于我底子不识字。潘哥拿来书和电脑，教了我十几天打字，可我实在是学不会。好在现在手机能语音转文字，我就对着手机说自己的故事，感觉提到一百来字了，就停下来抄在簿本上。
那段时刻我常常晚上10点开端写，等潘哥和外孙女都睡觉了，我就安安静静地回想，小声地讲。一年的时刻里，我写好了整本书。由于没有标点，潘哥拿到校园悉数誊到电脑上，花了一个月时刻修改好。
到现在常见字我都能认得了，能够说写书的进程补上了我小时分没上完的识字课。
女儿看完书说：“妈妈你那么苦，历来没有跟咱们说过。”那么苦的日子，没必要告知孩子。我只想给她们说一些鼓舞的话，让她们好好过日子。
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分，女儿也哭了，她们觉得妈妈是个很了不得的人。她们回想上大学的时分，班上同学都是爸爸妈妈借款或许借钱供读书，结业后让他们自己还账。我的两个孩子，我从没借款给她们上学。我卖过菜、倒过煤渣、扫过厕所、做过保洁和保姆，没有文明，只能靠卖力气挣钱。可是她们俩每个月的日子费和膏火我都提早准备好。
不少媒体找到我采访，发出来的报导我会看谈论，可是不会转到朋友圈。到现在为止，亲戚朋友也不知道我写过一本书。
我终身的悲欢离合根本都写在这本书里了，写的时分不知道哭过多少次。书出书后，我历来没敢完好地看过，怕看了又会悲伤。
我期望这本书能够一向让子孙的人看到，期望我阅历的这些苦日子不要再发生在孩子身上了。
“人是三节草，不知哪节好”
刚和潘哥在一同的时分，人多嘴杂，我俩身边都会有许多闲言碎语。他们觉得我没有文明，潘哥找我不是娶媳妇，而是找个保姆服侍他。
我也悄悄调查过潘哥。他不论去单位仍是和朋友聚餐，都会带着我，逢人就介绍“这是我爱人”。他会给我夹菜，也会在下雨天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披上。他们校园办活动人多我不爱去，他就把生果点心和糖块带回来给我。
我如同又回到了小时分，被妈妈疼着的时分。
潘哥喜欢拍摄，没事就开车拉着我去寨子里摄影。这7年间，我俩跑遍了贵州黔东南几十个寨子，跟苗族老乡一同春节、跳芦笙舞。他还带我去了他曾作业过的湖南，专门去了张家界玩。
和我在一同之后，他的身体也好了许多。后来他母亲病重到逝世，都是咱们俩在床前服侍汤剂。渐渐地，那些说闲话的人也改了口。
白叟常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；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这句话到现在我仍是信的。从河北逃回贵州的路上，我身无分文，遇到的差人和好心人给我买饭、买车票。我一向感谢他们。
这么多年，我也一向凭自己的良知来干事。跟着潘哥下乡摄影时，我看见有的白叟鞋都穿烂了。后来我在湖南看到一家超市打折卖解放鞋，25元一双，我买了4双，放在车的后备厢，现在送出去两双了。我荷包里还总放着几张10元钱，见到不幸的白叟就塞一张，白叟快乐半响。
上一年12月，潘哥和阿包去云南丽江旅行。受访者供图
潘哥摄影的时分，小孩子围在他死后猎奇地看，我买二三十块钱的糖揣在荷包里分给孩子。看见他们，就想起我小时分眼巴巴望着城里人的姿态。现在两个外孙女长大了，她们小时分的衣服我洗得干干净净包好，遇到家里孩子多的就送一包，告知他们这是洗好的，穿脏了丢掉就行了。
看到他们快乐，我也跟着高兴。
咱们乡村有一句俗话：“人生三节草，不知哪节好。”意思是人像草相同，不知道哪一节会长得好。所以永久在过得好的时分不放肆，在过得欠好的时分要有期望。
现在这平平淡淡的日子，对我来说便是最好的福分。或许这便是我的命——苦了大半辈子，总算比及甜的时分。
